中煤能源再次因透水事件停牌

然而，张君劢在1916年即撰文指出，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10]。

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因此，他总结其乡村建设的失败，认为唯有迅速建立吾侪之团体组织，但是此团体组织，并非通常之政党，而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团体，政党必争政权，吾侪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

三民主义，外求民族解放，内求民权与民生，内部的问题也是由外部问题所引发出来的。所谓宪政是自由权之保障和参政权之取得，应该是来自人民的运动。个别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其联合才能协力救国建国。政党是使人们能够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权威实施他们公共计划的恰当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区分于宗派。但是他失败了，而共产党却成功了。

最早对政党作出定义的两位经典思想家是休谟和伯克，都出自英国。基本原则上的冲突不是民主的基础，也不是任何政体的基础，真正的冲突的唯一结果是内战和分裂。一旦联邦不复存在，美国政府就可能失去保护北方自由人民的足够实力。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至少需要维系一个强大的政权，这也是建国之父们的一个底线共识。激进派共和党人对此深表失望。很快，由于约翰逊否决了国会通过的自由民局(管理自由民的一个机构，负责社会救济和保障——编者注)法案和民权法案，彻底摧毁了总统与温和派共和党人的联盟，而这些方案本来是针对南方白人政权的黑人法典的反击措施。这样一个共识的底线就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不失时机地促进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修改宪法。

这又是一个颇具政治心机的妥协性方案。1865年，联邦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被通过并规定：在合众国境内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惩罚除外。

最终是以林肯总统为首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成了废奴阵营的领导力量。在美国黑人的追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文化主义的激情，也不是种族主义的口号，更不是血缘主义的战斗。黑人选举权的落实 没有一项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可以脱离政治权利的落实而得到实现。废奴运动中的各种力量 因着各自的利益和价值观，共和党人分成了几个政治派别：激进派、保守派、温和派。

说是既存的利益格局，是因为那时最为重要的乃是国家的变革和发展，即如何将一个随时可能瓦解的邦联改造为一个民主宪政的、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联邦。这个历程充满了自由理想政治化、政治问题法律化的现实主义博弈。毕竟，黑人选举权的落实只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了。可以说，这是一个美国共识。

第十四条修正案看上去几乎都是针对南方种植园主叛离势力的量体裁衣，因为根据这条修正案，北方共和党人并没有授予北方黑人选举权的义务。除了少数群体的激进主张，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场变革，主流社会都以《独立宣言》、联邦宪法、《联邦党人文集》等一系列经典的宪政文献作为他们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法理依据。

而在美国，由于种族歧视心理的深入人心，也由于美国联邦制这一特殊的国家结构形式，黑奴制度的废除绝非一个领导人就可以决定的。激进派主要由废奴主义者和自由领土主义者组成。

从此，美国的黑人斗士中似乎很难听到彻底否定整个宪政体制、进而促进种族平等这样的政治宣言。奴隶制度的废除 现代政治学有个常被人提起的基本规律：宪政制度比专制制度更能实现长治久安，可是，若是应对危机，宪政制度却常常不如专制制度干脆利落。具体到当时美国，激进派和保守派，就可以团结在以温和派为主体的废奴阵营之中。该修正案同时规定：一州的年满二十一岁并且是合众国公民的任何男性居民，除因参加叛乱或其他犯罪外，如其选举权遭到拒绝或受到任何方式的限制，则该州代表权的基础，应按以上男性公民的人数同该州年满二十一岁男性公民总人数的比例予以削减。其中，最典型、最令人诟病的是黑奴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种族歧视问题。战争期间，1862年9月，林肯总统颁布的《解放黑奴宣言》规定：自1863年1月1日起，南方叛乱各州的黑人奴隶一律成为自由人，符合条件者可以参军。

最终这一切的努力都要转化为宪法至上的法政文明设计之中。废奴过程便是在联邦宪政基础上进行的。

这个主张成为后世公认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准则。基于这种联合和妥协，在影响力和道义上，这一涵盖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力量，就可以远远大于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之一。美国黑人从奴隶到选民的过程给了我们一个不无裨益的启示：要充分实现公民权利，温和派主导的改良努力不可或缺，政治智慧与胆略同样重要

而对投资性或投机性的财产，因其占有的财产远远超过其生存权保障的需要，应课以重税。由于土地收益是一次性的，而公共支出则是经常性的，为了解决二者的矛盾，地方政府一方面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压低地价，大搞税收竞争，过度招商，以获取更多的工商税收。因这些税费大部分与土地有关，故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口号下，进行旧城改造，不断扩张城市规模，发展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以土地生财。而第9条又规定：税收事务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

但有人认为，目前我国建立独立的地方财政的条件尚不具备。纳税与征税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国家才能征税。

种种理论都为支持一个观点，即中央和地方在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分工是必需的，有利于发挥各自履行职能的优势。它不但是近代宪法、近代自由国家赖以确立的一个支点，也是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近代自由国家向现代社会国家展开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宪政产生前，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政府对财产课税都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而在宪政产生后，西方国家基于无代表，则无课税的议会政治在宪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政府的征税权便受到限制，其目的在于保护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财产权。因此，财产税法的变革应从宪政层面加以考量，应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

[13]见前注[10],葛克昌书，第12页。这暴露出我国某些地方政府立法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其效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明确的产权制度是抵制统治者税收权力扩张的最牢固、最敏感的保护屏障[6]，目前国内房地产业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把巨大的财富向少数人聚集，其实就是有人利用民众财产权界定不清对广大群众的财富进行严重掠夺。税收契约的性质要求国家的征税及用税必须基于纳税人的同意。

[5]林来梵：《财产权宪法保障的比较研究》，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一旦主要税收来自地方居民，地方政府就自然迫使本地财政反映居民的偏好。

奥茨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在中央集中提供公共产品和地方分散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比较基础上，地方为争取居民的投票和支持，会在居民的约束下更有动力。这反映了我国对私有财产权的认识不足，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力度尚不到位，导致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事件屡屡发生。

这是孟德斯鸠对我们的告诫。流转税是间接税，其隐蔽性使得纳税人对税负转嫁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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